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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知道梨子的真正滋味,就得亲口吃一吃

发布者: [发表时间]:2021-01-21 [来源]: [浏览次数]:

要知道梨子的真正滋味,就得亲口吃一吃

——谈文学创作对于学术研究的意义

 

来源:光明日报

  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是两个跑道、两套笔墨,前者需要确凿的史料证据、严谨的逻辑推理、准确的文字表达;后者则明显不同,小说戏剧再现生活,其本质是虚构;诗歌表现生活,但求忠实于内心;散文介乎再现与表现之间,真情实感是最重要的,语言则不拘一格,兴之所至,风韵自成。

  就人的大脑天赋而言,往往各有偏重,有人逻辑思维优越,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,条分缕析,纲举目张,这样的人适合从事学术研究;有人形象思维发达,想象力丰富,观察力和感受力敏锐,这样的人适合从事文学创作。古往今来,也不乏二者兼备之人,比如曹丕,既能创作缠绵悱恻的《燕歌行》,又能写出《典论》这样思想深刻的评论专集;比如皎然,既能创作清丽闲淡的山水诗,又能写出《诗式》这样见解精辟的诗学论著。今人鲁迅、闻一多、顾随、朱自清、林庚、郭沫若、钱钟书等亦都是创作与学术兼长之人。令人好奇的是,文学创作之于学术研究,是否有些益处呢?换句话说,文学创作是否有助于其学术研究焕发出一种独特的光彩呢?答案是肯定的。

  有创作经验打底,研究也就更有胆识和见识

  《红楼梦》第四十八回香菱学诗一节,曹雪芹借具有丰富创作经验的林黛玉之口,提出了自己的诗歌理论:格律诗的种种清规戒律都是人定的,自然也可以打破它们,怎么能更好地表达内心就怎么写。

  黛玉道:“……若是果有了奇句,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。”香菱笑道:“怪道我常弄一本旧诗偷空儿看一两首,又有对的极工的,又有不对的,又听见说‘一三五不论,二四六分明’,看古人的诗上亦有顺的,亦有二四六上错了的,所以天天疑惑。如今听你一说,原来这些格调规矩竟是末事,只要词句新奇为上。”黛玉道:“正是这个道理,词句究竟还是末事,第一立意要紧。若意趣真了,连词句不用修饰,自是好的,这叫做‘不以词害意’。”

  试想,假若曹雪芹(林黛玉)自己不常提笔,不善写诗,断不能说出这样颇具创新意识的诗歌主张,而只会畏首畏尾地寻章摘句,唯声韵平仄是务,貌似内行,实则“得了珷玞,失却荆璧”。

  闻一多先生首先是位诗人,早年致力于新诗创作,出版诗集《红烛》《死水》,声名早著。诗人内核的学者研究起《诗经》,便表现出突破前人藩篱的勇气和胆识:“汉人功利观念太深,把《三百篇》做了政治的课本;宋人稍好一点,又拉着道学不放手——一股头巾气;清人较为客观,但训诂学不是诗;近人囊中满是科学方法,真厉害。无奈历史——唯物史观和非唯物史观的,离诗还是很远。明明一部歌谣集,为什么没人认真的把它当文艺看呢!”今诗与古诗、中诗与西诗,从根本上说,都是相通的,都是诗人感知世界、表达自我的方式。因此,深受西方象征主义诗派影响的闻一多自然地将象征、隐喻等手法应用于《诗经》研究,以“隐语”取代古人笺注中经常出现却又语焉不详的“兴”,对《诗经》中的一些象征性意象进行探幽析微。他的《诗经》研究,可圈可点,硕果累累,着实得力于诗歌创作实践。

  “灵感”可以让学术研究饶有趣味、气韵生动

  当代学者叶嘉莹先生研究诗词,每从“感发”入手,颇多创获,自然也与她擅长诗词创作密切相关。

  她的学术文章,无论篇幅多长,总让人忍不住一口气读完,因为她的分析论述如抽丝剥茧,新见迭出,更兼措辞精准、文采斐然。《文学遗产》前主编徐公持先生强调灵感之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,他说:“没有灵感,学问做出来可能是干巴巴的,文章缺乏精、气、神,缺乏才情。”灵感不会凭空而来,而是来自广博的阅读,深入的思考,也来自对大千世界、人间烟火的体察和品味,而文学创作正是人们用心体察和品味现实生活的重要途径。有了灵感,学术研究就不会冰冷生硬、枯燥乏味,而是曲径通幽、引人入胜,时时充满了惊喜与发现。

  当年林庚先生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和同学们谈论考据时说:“我们固然不是为考据而考据,可是考据的问题又总是无法回避。考据并不意味着钻故纸堆,堆砌材料,闭目塞听。好的考据家就像是出色的侦探。我们每天上课下课,走的是同一条路,可是对周围的世界,或者视而不见,或者熟视无睹。如果福尔摩斯也从这条路上走过,他的观察就和我们不一样。他能在我们熟悉的事物中看出问题。任何细微的变化,哪怕是蛛丝马迹,也逃不过他的眼睛。他甚至凭嗅觉就知道发生了什么。这种锐利的直觉和发现问题的能力,是侦探的职业敏感,也是考据家的第一要素。”林庚先生是学者,更是位诗人,考据在他这里,便是一件有趣到乐此不疲的事情。他不像一般的学究那样,说起考据,首先谈的是查目录挑版本、翻类书校异文之类,他最注重的乃是训练“敏感”,要像神探福尔摩斯那般机警,凭“直觉”甚至“嗅觉”去发现哪里有风吹草动、蛛丝马迹。这“敏感”,现在叫“问题意识”,亦是徐公持先生所格外强调的“灵感”的代名词。做学问的“灵感”和作诗的“灵感”一样,都是激活思维的灵丹妙药。“灵感”不只使学术研究饶有趣味,也使得学术文章所采用的语言流畅自然、气韵生动。

  近年来,学界提倡与国际学术接轨,西方理论思潮对中国学术的影响渐广渐深,中西融合乃大势所趋。需要引起注意的是,一些文艺评论者越来越不好好说话,字里行间总要刻意镶嵌上一些英文术语,语言晦涩难懂,语序也颠颠倒倒不合常规,绕来绕去令人如坠五里雾中……大道至简,真正的学问大家都推崇深入浅出、明白如话的文风。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:“一切妆腔都起于自卑心理,知道自己比不上人,有意做出胜如人的样子,知道自己卑下,拼命妆着高出自己的样子,一举一动,都过于费力,把外面的有余来掩饰里面的不足。”

  学界还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在蔓延,便是用尽手段把论文无限拉长,似乎越长越有学问,两万字俨然比一万字更有分量,也不管其是否长满赘疣。造成此类弊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,缺乏创作实践是原因之一。就当代诗歌评论而言,我偏爱有写诗经验的评论家所写的诗评,如王家新、黄灿然、张清华、董喜阳等,他们的文字,弹无虚发,言之有物,直抵内心,鲜活而又生动。多年的诗歌创作实践使他们眼光犀利、感受细腻、视野宏阔、判断准确。

  文学创作中彰显出的情怀和坚守,有助于形成学术研究的定力

  写作是修行。无论是创作诗歌、小说,还是书写散文、随笔,都要讲究立意,明确自己要表达什么样的思想,要向读者传递什么样的信息和能量。大至家国情怀、人间正义,小到转瞬即逝的一个善念,春天的一簇花苞一场雨水,一次好心办坏事的懊悔……每一个立意,都是对自己心性与人格的砥砺与修炼。长年累月坚持写作,会让人心胸日渐博大、悲悯,言行日渐节制、诚敬,逐渐成为一个有情怀、有坚守的人。这种情怀和坚守,自会带给学术研究以烛照和定力。

  记得有学者说过,有补世用的学问是活学问,于世无补的学问是死学问,有情怀的学者做学问应当做活学问。那些关乎国计民生的学问是活学问,那些关乎中华文化精神传承的学问是活学问,那些关乎中华艺术成就和审美趣尚的学问是活学问……因此我们在选题时,首先要选择于现实社会有用的学问来做。关于情怀与坚守,我推崇王国维先生在《人间词话》中说的这段话:“古今之成大事业、大学问者,必经过三种之境界:‘昨夜西风凋碧树。独上高楼,望尽天涯路。’此第一境也。‘衣带渐宽终不悔,为伊消得人憔悴。’此第二境也。‘众里寻他千百度,蓦然回首,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’此第三境也。”他借用宋人词句告诫世人:志当存高远,一旦选定了目标,就要淡泊明志,远离世间喧嚣,不遗余力、无怨无悔,哪怕忍受种种苦难挫折,也不要退却,所谓“精诚所至,金石为开”。

  毛泽东1937年在《实践论》中说:“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,你就得变革梨子,亲口吃一吃。你要知道原子的组成同性质,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,变革原子的情况。”这段话用以探讨文学创作对学术研究的意义,也自有深刻道理和启发。